美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谢里夫教授想知道，在实验室情境下是否能够观察到社会规范的形成过程。就像生物学家想努力把病毒分离出来，以便对之做实验一样，谢里夫也想把社会规范分离出来，然后对其进行研究。

谢里夫实验的参与者坐在一个非常黑暗的屋子里，在对面4.5米处出现了一个小光点。起初，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了几秒钟，这个光点不规则地动了起来，最后消失了。现在，要求你猜测光点移动了多长的距离。黑暗的屋子使你根本无法准确做出判断，因此，你不太确定地说，“15厘米”。实验者又重复了这个程序。这次你说，“25厘米”。随着重复次数的增加，你的估计会接近一个平均值，譬如说20厘米。

第二天你来参加实验时，另有两个人加入。在前一天他们与你有相同的经历。当第一次光点消失后，这两个人根据前一天的经验说出了最佳的估计。其中一个人说“2.5厘米”。另一个人说“5厘米”。轮到你了，你有些犹豫，还是回答，“15厘米”。在接下来的两天里，你们不断地重复做这样的实验，你的反应会改变吗？实验发现，参加谢里夫实验的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明显地改变了他们的对光点移动距离的估计。如图1所示，很明显，群体规范就这样产生了。（这个规范是错误的。为什么？光点根本没有移动！谢里夫只不过利用了一种视错觉即似动现象。）

谢里夫等人利用这一实验方法考察了个体的易受暗示性。如果一年以后再对人们单独地重测，那么，他们对距离的估计各不相同，还是依然遵循群体规范？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们依然遵循群体规范。（这是顺从还是接纳？）

有时错误观念会因文化规范而得以延续。有感于此，美国西北大学的心理学家雅各布斯和坎贝尔在实验室里研究了错误信念的传递过程。利用似动现象，研究者让助手夸张地估计光点的移动距离。接着，助手离开了实验室，然后真正的参与者开始实验，继续估计光点的移动距离，以此类推。这种夸张的错觉（尽管逐渐减少）一直持续到第5个参与者。这些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传递着“错误文化”。谢里夫实验的启迪是：我们对现实的看法未必就仅仅是自己的观点。

在日常生活中，人的这种易受暗示性有时很有趣。某个人咳嗽、微笑或打呵欠后，周围的人也会表现出类似的行为。喜剧表演中加入的背景笑声就利用了我们的易受暗示性。身边的人都很愉快的话，我们也会感觉愉快。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工作心理学教授彼得·托特德尔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心境联结”，他在研究英国的护士和会计师时发现，同一工作团队里人们的心境通常非常相似。

社会传染效应的另一种形式是美国纽约大学心理学教授沙特朗和巴奇提出的“变色龙效应”。“变色龙”现象是指个体会无意识地模仿别人的动作、表情、口音乃至呼吸频率和情绪。假设你与研究助手一起参加实验，这位助手一会儿擦擦脸，一会儿晃晃脚。像其他参与者一样，与经常擦脸的人在一起，你也会擦自己的脸吗？与晃脚的人在一起，你也会晃脚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很可能是一种自动的行为，你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从众行为，这种自动的从众还会令你对他人感同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