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兰·罗素以及心理分析学家亚当·菲利普都阐述了忍受无聊感的重要性。罗素声称，要受得住百无聊赖的状态，因为这种能力是“过上快乐生活的要素”，而菲利普也就其对于儿童身心发展的意义做出了一番推测。弗里德里希·尼采认为无聊感能生成创造力，且与艺术不无关系。而在苏珊·桑塔格的一篇简短的日记条目中，这位女作家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中，最有趣的艺术往往是很无聊的：“贾斯培·琼斯很无聊，贝克特很无聊，罗布·格里耶很无聊，等等。也许，现在的艺术必须无聊。”最终，马丁·海德格尔从本体论的角度指出，极度的无聊感能够让我们有所裨益。
这些作家都准确地评价了无聊感。然而，他们却忽视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无聊感固然珍贵，但“变得无聊”却没那么美好。这似乎有些煞风景，但并非错觉，主观地去尝试无聊，并不值得。我们需要感谢它，同时也要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它。
不妨想像一下一种没有无聊感存在的生活。如果我们失却了无聊的能力，那么所有的场景——无论其有多么细碎、庸常、单调——都不会让我们无聊。万事万物都不再让我们感到无聊。一遍又一遍地听着同一门课程如此，将看似无穷无尽的时间消磨在办公室中亦如此。然而，还是有一些场景“会”让我们无聊。
通常情况下，无聊感是某种感知错配的结果，是横亘在刺激需求与其有效性间的一道鸿沟。我们想要那些求而不得的事物。无聊感就是我们对于这些缺失的意识。在某些单调的行为中，我们之所以感到无聊，是因为我们想寻求更多我们能够发掘到的变化。在某些熟悉的场合下，我们之所以感到无聊，是因为我们渴望新奇事物，而非送到我们手边的这些。在完成必须完成之任务的过程中，我们之所以感到无聊，是因为我们想做的，是一些与我们需要完成任务所不同的事情。如果说无聊感来源于未实现的欲望的话，那么为了消除这种无聊感，我们就必须满足这些欲望。换句话说，为了摆脱无聊感，我们需要寻求那些看上去与我们的愿望一致的行为。
我们不妨把无聊感视为一种内在的警报。当警报拉响时，它是在向我们传达一些信息，它标志着某种不如人意之情况的存在。然而这个警报也具备某种冲击。无聊感给予我们的负面且有害的体验是在“刺激”着我们——甚至可以说，是在“迫使”着我们——追求变数，看上去更加有意义、更加有趣的变数。
当感到无聊时，我们会发现，自己常常置身于某种茫然且陌生的情境中——也就是说，与我们的兴趣和预期相去甚远的情境。它对我们无甚意义，我们手足无措，我们心神不宁。我们的思维在漫游，我们在内心里盘算着不一样的目标。甚至，我们对于这段流逝时间的看法也有所改变。在一种无聊的状态下，时间似乎过得特别慢。无聊感让我们感到不快，我们想要逃离它的魔掌。当我们手头上正在做的事情不能让我们眼前一亮的话，因其本身的特性，无聊感会促使我们去追寻那些不一样的目标。这被称为无聊感的“动机化身”。
然而，它也符合一种对于情感的现象学解释。
这种解释将我们的情感体验视作我们价值观的一种展露。情感为我们打开世界的大门，告诉我们它充满价值。它是让我们能与我们的社会及实际存在相适应的一种途径。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即时且有前提的理解——理解什么对于我们是重要的，同时让我们适应生存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它是让我们存在于世并有所行动的一种途径，它要求我们采取行动，有所作为。无聊感促使我们去寻找一些不一样的事物，一些不那么无聊的事物。它将我们从一个心理区间送往另一个心理区间。
昆明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